我是白河人，看到家乡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衷的高兴。我生于1942年2月，老家在白河城关河街红星桥。当时家里兄弟姐妹有3人参军，而我未参军。原因是我1956年1月就参加工作了。记得当时个子高，虽然不满14岁，还是被录用了。在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宋家五金铁业社当文书。那时年轻，勤快、好学、上进，特别是算盘打得好。社员群众都称我“会计娃儿”，说我：“这个小孩，穿个红背心，整天在山上跑……”几年后，组织上调我到县委工作。1961年，我又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1967年的8月2日，造反派第一次策划抢县委档案馆的档案时，县委档案馆的钥匙我管着。我坚持不给造反派钥匙，才挫败了造反派此次抢档案的图谋。“8·2”事件过后，县委档案馆钥匙才转交他人。

    1968年9月，白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8月，中共白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当时，为恢复重建区、公社党的组织，支援各边远公社生产建设，号召青年干部下农村。我是党员，才28岁，就响应号召报了名。1971年2月，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调我到三红人民公社，任刚恢复的中共三红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1972年2月恢复顺水人民公社原名)。记得当时三红公社粮食产量上不去，时任中共白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兼县革委主任刘尔寿给我谈话说：到三红公社，主要搞清为什么全公社粮食产量上不去，尤其是红薯亩产量底、播种面积小等问题。组织上一谈话，我就背着铺盖卷到顺水。顺水公社属县内后高山，山大沟深石头多。我在此工作2年4个月,从推广种洋芋、选准配好公社党委班子、拉广播、要农业机械等方面，为顺水人民做了一些实事。

    初到顺水，就下到各大队、小队调查了解情况。当时年青，整天奔走在山沟间却不觉得累。社员群众称我“书记娃儿”。通过调查我发现，顺水公社海拔高度千米左右，山地垂直气候特征明显。种红薯、玉米等县域常规粮食作物亩产量底，群众种植面积小。如，全公社红薯只长叶子不长果实、平均亩产不到1000市斤，种植面积逐年增多。而洋芋平均亩产却高达2000市斤左右，群众种植洋芋的面积逐年增多。原来洋芋属喜凉爽、短日照作物，适合顺水的地理气候条件，顺水是全县的洋芋优等种植区。回县报告顺水粮食产量上不去的原因后，返回公社就决定，在全公社大力发展洋芋种植。一方面，我上手收集编写“洋芋是个好东西，人吃洋芋，猪吃皮”等顺口溜，通过宣传扩大洋芋种植面积。另一方面，我又带人到安康地区洋芋种植大县镇坪,调红毛眼（红眼睛）、“175”(文胜4号)等优良适种的洋芋籽种，逐步淘汰白皮六月半、鸡心、孤老等传统退化的洋芋品种。同时，派人到湖北省竹山县学习干旱地区洋芋坑种高产技术。要点是按洋芋株行距呈梅花状挖坑，每公顷1.6～2.2万个坑，坑深40～45cm，坑的直径 45～45cm；坑挖好后，先把肥料施入坑内，再把农家肥与土混合均匀，用铁锨拍实，上面再覆一层土。冬前坑内再覆一层表土培实，以保墒。到次年春播时，每个坑内成三角形种3株优质洋芋新品种。接下来做好追肥、中耕除草等田间管理工作。当时要求公社10个大队的干部，每人1亩洋芋坑种试验田。并按坑种技术要求，在施肥、追肥中搭配使用顺水群众很少使用的化肥。当年，顺水公社洋芋种植面积扩大到近4000亩，坑种洋芋平均亩产过3000市斤，打了个粮食产量的翻身仗。此后，顺水公社成为全县的洋芋籽种基地，负责全县的洋芋籽种供应。

    在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健全公社党委班子方面，我一方面要求各大队、小队积极从实际工作中考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从落实公社任务、善于组织联系群众等方面，选拔推荐大队干部，配好公社党委班子。在工作中，我发现一李姓大队会计，有文化、群众威信高，落实公社任务从不打折扣且有方法，就推荐其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人选。1971年9月，中共白河县第五届委员会成立； 10，县委任命我兼任恢复重建的中共敬东（1972年2月恢复中厂原名）区委副书记；12月，李姓会计被县委、区委任命为中共顺水公社党委副书记。

    地处白河后高山的顺水，山大沟深，信息闭塞。县上来检查工作，有群众常常回答：“保长到这儿来了”。原来他们把公社干部仍当成民国时期的保长。为改观全公社信息闭塞状况，让全公社群众都能听到党中央和县委、县革委的声音。我就到县找县委、县革委生产组副组长黄立志联系，要来广播喇叭和铁丝，接着组织群众上山伐树作杆，把广播拉到了全公社各小队。

    1971年8月，第二次全国农机会议后，全省农机具下放到人民公社和大队运动达到高潮。1972年，国家和省地支援下放了白河一批农业加工机械。接通知后，我到县农业技术管理培训站看，几十台崭新的脱粒机、粉碎机、面粉机、柴油机等码放在仓库里。一问才知道，原来许多公社不要，因为农民没见过或不会用,仍相信连盖、石碾、石磨等传统粮食加工器具。我就让人回公社通知到每个大队，让各大队都抽劳力带工具，来县抬农业加工机械，抬了10多天时间。后又请县上的技术员到各大队安装调试，保证了顺水每个大队脱粒机、粉碎机、面粉机3台以上，促进了全公社的农业机械化。

    1973年6月，组织上任命我为中共中厂区委书记，工资45.50元。在中厂区委书记任上只有5个月，时间短，印象深的是修路，就是修红（石河口）顺（水）路和中厂至店子沟路。记得当时有铁道兵部队住在中厂区上，与区机关和周围群众关系好，经常搞联欢，打乒乓球。修路时由我们抽调各公社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部分青壮劳力为主，组织各社队男女劳力出工，用木材换部队火药、钢钎等材料工具。记得支援“三线”建设和修地方公路的广播宣传口号有“小孩顶大人，青年一人顶两人，妇女顶男人”“抢晴天，战雨天，黑夜还要干半天”等等。冬春会战高潮时，我半个月就吃、住在工地上，确保了红顺和中厂至店子沟的毛路初通。

    1973年11月，我当选县委常委兼县革委副主任,同时县委、县革委撤销办事、政工、政法、生产“四大组”。 1974年1月，任命我为县法院、县公安局联合成立的县革委政法党组书记，至1976年9月撤销；10月，我又当选为县委副书记。记得当时县委、县革委的主要领导有：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主任王德昭、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李群欣等。李群欣分工负责组织、农业、共青团和政治口,王德昭与李群欣配合较好、统管全县工作，都想加快白河的发展。1972年，县委召开扩大会就修“土坎子”和修“石坎子”展开讨论后，做出修“土坎子”的决定。1973年,安康地区在紫阳召开农田基建现场会，推广紫阳修土坎子的经验，并分给了白河4万亩的修地任务。尔后，地委对白河号召修石坎子成本高、速度慢等，致使4万亩修地任务无法完成予以了“纠正”，要求“学习紫阳加快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以修土坎子为主。王德昭回县传达安康地区“纠正”精神时，压力很大，问修土坎子行不行？关键时刻，平时话语不多的李群欣就说：“枪毙土坎子！”最后，王德昭主持县委、县革委，综合安康地区“纠正”精神，以及石坎子地“三保”（保土、保水、保肥”）效果好、适合白河等实际，作出修地“一半土坎子，一半石坎子”的决定。在实际执行中，群众还是以修石坎水平梯地为主。王德昭、李群欣抵制左的做法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如，当时要求搞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等左倾政治运动，嘴上号召，实际仍以生产为主。

    在蹲点带面中，县委、县革委各主要领导都下到大队蹲点，我作为留守常委，以城关为主。1974年11月5日，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主管全省农业工作，时中共陕西省委设有第一书记)、安康地委书记鱼正东等省、地区领导来白河检查工作，视察了药树、卡子等公社的石坎水平梯地，给予充分肯定。记得当时霍士廉问李群欣：你每年能参加劳动多少天？我看你笔记本上是29天。你这样的干部，有29天就不得了！

    记得1974年前后，城关社会稳定最大的问题是：1962年12月和1969年5月，全县先后2次下放有城镇户口的城关居民到农村150多户1800多人，陆续回到城关。他们成为城镇的“四无户”（无户口、无口粮、无住处、无工作），住山洞，要吃的，找县委，上户口，乃至偷“三线建设”的水泥等建筑材料……当时，差不多天天都有来县委、县革委上访的下放居民，以及其他群众。一次，一群找县委的下放居民，直接闯进县委食堂拿吃的。公安局长带干警来抓人，被我及时制止。我说：“他们是饿了,只是要吃的，吃完就走了。”有一纪姓下放户，没吃的就找到我说：“你把我关起来，在里面有饭吃。”麻虎沟一上访群众，背上插个牌子到县革委门前,喊着要见邓春华。我听见叫声，小跑出门迎上他,为他摘掉牌子后听他讲冤屈，并及时协调公社予以解决。

    不久，我把150多户城关下放农村户的情况向县委常委会做了汇报。县委研究后决定成立城镇工作队，给河街私房改造遗留问题户落实政策，解决下放户回城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由我任城镇工作队组长，县公安、财政、商业、粮食等局局长为成员，各局委抽调2～3名工作队员，共组成20～30人的工作队。我们首先协调粮食、财政等部门筹集1万市斤粮食、1万市斤粮票，按人头发放给下放户，让他们暂时有饭吃。鉴于当时全县7期农村基层组织整顿工作已基本结束，下放居民时间较长，摸底甄别工作量大、困难多。经过我们艰苦细致的工作，140多户全部上了城镇户口，有了粮本，最后只有不符合回城政策要求的2户人家，给了些粮食、粮票让回农村居住。几年后，这2户也回了城。其二，为他们搭建简易住房，或落实他们在河街原有的私房，让他们有房住。当时河街许多下放户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以及1965年8月成立县私房改造领导小组，改造私房为公有时，以一间房“一半公、一半私”的面积，数房屋椽子的根数来划定。即，一间房临街的几根椽子面积作房屋主人入股公私合营商铺的股金，后面几根椽子面积作房屋主人的私人住房。后在“文革”期间，私人股金又归了国家。经1973～1974年的调查界定后，县委、县革委按政策规定，明确原属私人财产的公私合营房屋、门面全部归个人。其三，筹建成立了一个建筑队、石灰厂、砖瓦厂等，让他们有工作、有收入来源。后来，这个基本上是妇女的基建队,作为白河县铁路民兵团的一部分配属铁道兵部队，转场上了修建襄（樊）渝（重庆）铁路的“大三线”建设，一个劳力月合30多元。

    与此同时，我们又加强了打击盗窃、贩卖妇女等犯罪的专项行动。

    一次，我正在理发，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都在场，前面提到的纪姓下放户来报案。经侦查，发现几个犯罪分子都是要收监而未收监者,就先监控起来，后全部在犯罪现场逮捕。同时，我们又抓了城关各居委会建设，选好配齐居委会主任、副主任。为调动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记得我首先问县财政局长：“居委会干部能否发工资？”李局长答：“可以！”我就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给居委会干部发工资的议题，经讨论获通过后，按居委会主任月工资30元、副主任月工资25元发放，极大的调动了居委会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上述工作，营造了1970年代中后期白河城关良好的社会治安，城关人民比较能安居乐业。尤其是回城的下放户们，不时听见他们“共产党万岁！”的由衷喊叫声。每次听到他们的喊声，我们都觉得既振奋又高兴。

    1975年2月，李群欣任中共白河县委书记、白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8月7～9日，白河县红、白石河暴雨洪灾时，我是守机关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负责处理协调好了县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事务。1976年3月，县委、县革委号召发起“大打矿山之战”和“社社通公路”战役时，我也是“肥水桥”（即建设白河县磷肥厂、水泥厂和白河桥）战役的总指挥之一。记得二三月份白石河要涨水，而白水桥打桩的木材仍无着落。我就带上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县工业交通局长、县财政局长等5人，到各公社要木材。到构扒，看到财政所门前堆着一大堆木料，就让财政局长下车借木料；到茅坪，我下车硬是借走了区上准备盖新房的木料；在四新，让公社组织劳力上山发伐树做木材时,不时听到“走资本派还在走”的怪话；傍晚在歌风，公社领导感觉任务量太大，我就对他说“歌风产木材，你让每户群众抽一根档猪圈的杆子就够了！”2天时间，我们就筹齐了白水桥打桩的木材。

    在白河工作期间，与白河修石坎地的主要发起推动者李群欣接触六七年，体会最深的是他最讲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思想也比较解放。他也是个“秀才”，平时话少，关键时刻敢于说话、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即使是上级领导也直言顶撞、不顾忌。他是背着一个铺盖卷来白河，累得一身病、一个铺盖卷离开白河。他1978年4离开白河时，曾在清明节登县烈士亭，临别赠宣传部的姜大海七言绝句一首。该诗他1979年元旦又转抄我们夫妇，内容是“再返长安心中喜，八年两地家人聚；难忘白河众乡亲，烈士亭前湿我衣。”体现出他对白河人民的热爱和眷恋之情，以及未能带领白河人民完成温饱脱贫目标的，壮志未酬的怆然之情。他从白河到安康车站等火车时，时任安康地委书记刘平西急忙赶到车站送行，并责怪李群欣不给地委通知，说地委已做了为他送行的准备。李群欣则回答：不想给地委添麻烦……回西安后，李群欣在省文化局工作。1980年9月，中共中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推行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进党校培训学习后，调安康地区红旗造船厂工作。

    （本文根据2016年7月8日上午、7月9日上午，白河县档案史志局兰云华、蔡建中和县退休干部聂彦栋3人采访邓春华记录，并综合《白河县组织史》一卷、1996年版《白河县志》《安康地区志》《陕西省志》等相关记述和相关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