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北省竹山县人，分配到白河是做共青团工作的。记得是1956年8月，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白河县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副书记的。当时未设书记，团组织于1957年5月又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白河县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书记。1964年2月，调我任中共茅坪区委副书记。1973年年11月，县委、县革委撤销办事、政工、政法、生产“四大组”；12月，县革委恢复设立办公室和各局委，我任县革委办公室主任（至1976年2月）兼茅坪区委副书记（至1976年10月）；1976年1月，县革委成立农口党组，我任党组副书记（至1984年5月）。在此期间,与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1975年2月后为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主任）曾在大双公社高潮大队蹲过点。李书记能吃苦，走山路，我们青年人小跑才跟得上；工作上，你不细致、不实事求是，他一眼就能识破……。

1976年12月，县委恢复农工部，由我任副部长主持工作（未设部长），1979年2月任部长至1981年3月。同时，1978年6月，我在白河县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县革委委员；1981年1月，白河县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我当选副县长，3月任县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1979年1月，我到西安，参加了省委召开的为期2周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记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讲话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接着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作《团结起来，建设现代化的陕西》讲话，省委书记李尔重作《实现战略转移，首先抓好农业》的报告。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省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按实事求是原则，澄清了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关于解决陕西历史上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时与参会的白河同志们，领会明确了今后白河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一是传达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全县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不搞阶级斗争；二是进行全县的拨乱反正工作，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决白河历史上的遗留问题等；三是要推进全县的改革开放，让农民“吃得饱，有钱用”，全县人民温饱脱贫。但是,具体到白河怎么搞改革，怎么搞开放，无经验遵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记得1979年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森林法(试行)》《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国务院又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森林法(试行)》主要规定：人民公社社员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就是“谁造谁有”；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等等。同时，陕西有地方在搞联产到组的责任制,有的地方却不让搞责任制。夏，我到农工部设在南岔公社义和大队的责任制试点处蹲点。在一农户家吃饭时，看到房前屋后闲地很多，满坡难见成林的绿荫。就问该农户：“荒山咋不栽树？房前屋后闲地咋不栽上果木树？卖了也能换个油盐钱吧！”户主答：“那山坡后的山上有些成林的油桐，都是集体的。个人房前屋后不敢栽，私人栽了就是搞资本主义，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吃饭间，我又问了些农户粮食年产量、年收入等情况。而后，我们农工部就与时任南岔公社党委书记何登文根据《森林法(试行)》，以及省内部分县区开始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议定：南岔应发展油桐,连片的300亩以上林地属集体，各小队分个十几亩林地、耕地给农户作自留山、自留地，让农户烧柴用、种菜吃，农户也就不会动集体的了。南岔分自留山、自留地给农户的事汇报到县委后，县委书记到南岔实地查看后，问我为什么借林、借地？我回答：《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四十条有规定，社员可以经营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划定后长期不变。可以分给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划定后也长期不变。我们分得自留地、自留山未超过5%～7%的面积。同时，《森林法(试行)》中规定“谁造谁有”，保障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等等。书记听后，未做表态，算是默许了我们的试点探索。以后，县内有些社队开始在集体所有前提下，分给农户几分菜地、林地，解决农户吃菜、用钱、烧柴等问题。到1980年1月，县革委依据《森林法(试行)》等，向全县农户制作颁发《社员自留柴山使用证》，以保障农民荒山、荒地造林的积极性。

1980年1～2月，省委、省政府组织的调查组来白河开展全省经济大调查工作。我们农工部主持召集了个讨论会，记得部里的孙国祥（后调安康师专）、刘忠刚（后任农牧水利局副局长、县委政研室主任）、瞿正金（后任县林特局局长）、陈志庭（后任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城建局长）等知识分子专家参加。讨论后认为：根据白河农村1个劳动日只合2两粮的实际，要改革，变“以粮为纲”为“粮林并重”，林、粮“三七开”；要改革分配制度，精简机构，加大奖金发放,等等。根据这些形成了个白河情况的调研报告，经县委副书记邹文举签字后，以县委文件上报省调研组。4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指示。其中要求，要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积极推行生产责任制，稳定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等。6月22日，省委又作出《关于放宽政策、发展陕北农业的规定》，其中,要求实行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对单家独户，实行包产到户。允许划给社员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荒沙造林，签订合同、收益分成，等等。3月下旬至4月下旬，县委、县革委在县委党校举行了2期全县大队以上党员干部轮训班，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地相关会议精神，以及农业科学知识。为推进全县的改革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夏收后，省内部分地区又搞起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大田生产责任制。我们就根据省委相关指示精神，由农工部在裴家公社西庄大队搞“借耕地”给农户的责任制试点，即大队借给每户1亩红薯地、年底交大队50元钱。11月，县委召开贯彻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试点工作会，抽调全县5个区委书记和60多名干部组成试点工作队，到西沟公社分组包抓各队，进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主要试点统一经营、联产到组、到劳的责任制，即，集体所有制、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统一分配的“三不变”，统一计划、统一投资、统一调配使用劳力等和统一管理使用水利设施的“四统一”，以及定劳力、定任务、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并超产奖励、减产赔罚的“五定一奖”。同时，农工部计划在裴家全公社试点“借地给农户种红薯、社队收租金”的责任制试点。由于时任裴家公社管委会主任因“文革”期间受过批判，与管农业的副主任都不同意。虽然有时任西营区长夏发青等干部支持，但汇报到县后仍未获县人代会通过。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还比较多。无奈之下，农工部就在裴家长安大队搞“红薯地包产到户”试点；西营区长夏发青在裴家东庄也搞了个“红薯地包产到户”试点,并说：“我这区长不当了，也要把这事搞好！”年底，南岔公社新栽植油桐面积达1400多亩；借地包给农户的红薯亩产量增加近40%；1981年全县小麦减产，而长安等借地到户的大队却获夏粮大丰收，各农户家中的大小桶柜装满了麦子。

1981年初，我当选副县长。当时，省人民政府又颁布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陕西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并在全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以及以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为内容的林业“三定”工作。记得我找时任林特局长兼农牧水利局长黄立志等，商议县城绣屏山的绿化和包干到户试点等问题。当时批了1万元钱搞绣屏山绿化。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省委又作出要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适当扩大自留地等指示精神。时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在省内部分地区推行。我们就在县内部分社队推行完善裴家长安红薯“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新经验，即，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下的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称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8月，我任县委副书记。同时，省委又发出《关于当前川原灌区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在川原灌区，大多数群众要求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应当支持，”“要搞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下的包干到户。”算是肯定了裴家长安责任制的新经验。夏收后，全县2035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其中，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1670个。年底，县委奖励构扒反沟一张姓农民标准牌缝纫机1台，以表彰他1年栽松杉1.5万株。到1983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队全部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全县基本完成林业“三定”工作，并制作发放《林权证》到各农户，规定承包期50年不变，以引导保护农民承包荒山造林的积极性和利益。

1984年2月，我任县委书记，至1990年8月调安康工作。其间，1983年7月，当选政协白河县一届委员会主席兼党组书记（至1984年2月）；1986年5月，又当选政协白河县二届委员会主席兼党组书记（至1987年5月）。当时白河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各项建设事业千头万绪，新事物不断涌现。印象深的事有：在绿化荒山、发展林业方面，县境沿汉江南岸14万亩刺槐林带建设，记得是1984年召集城关、前坡、麻虎、月儿、冷水等汉江沿线公社（乡镇）开得绿化会。当时县林特局报了到湖北买3800市斤刺槐籽种的报告，县政府说报多了没批，是我这里决策批的，并要求限期播种绿化。还有一件事是私人建房。1983年“7.31”汉江洪水后，为解决河街居民每年洪水都搬家，以及县直机关和学校许多干部教师无住房，纷纷要求调离白河，干部教师队伍有些不安心等问题。就计划征用清风村3组茅坡耕地（今白河县城金融街），建一个新居民区。当时政策不允许私人建房，此事提交县委常委会未获通过，故县上未发文。最后是找到安康地区行署。1985年10月,由行署通知县城建局,每户划50平方米，每建房户可贷款800元、500元、300元用于建房，共征用茅坡耕地150亩。同时，基本上完成了退还1965年私房改造中错改私房工作，共103户389.5间7089平方米。

总之，在推进白河县的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中，决策每一件事，一是要看老百姓愿不愿意，要让干部理解支持；二是既要解放思想、大着胆子干，又要实事求是、时刻如履薄冰……

（本文根据2016年7月7日上午，白河县档案史志局兰云华、蔡建中和县退休干部聂彦栋3人采访董先根记录，并综合《白河县组织史》一卷二卷、1996年版《白河县志》《陕西省志·大事记》《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省志·林业志》等相关记述和相关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