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邓春华
整理人：蔡建中（白河县档案史志局）

    我是白河人，看到家乡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衷的高兴。我生于1942年2月，老家在白河城关河街红星桥。当时家里兄弟姐妹有3人参军，而我未参军。原因是我1956年1月就参加工作了。记得当时个子高，虽然不满14岁，还是被录用了。在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宋家五金铁业社当文书。那时年轻，勤快、好学、上进，特别是算盘打得好。社员群众都称我“会计娃儿”，说我：“这个小孩，穿个红背心，整天在山上跑……”几年后，组织上调我到县委工作。1961年，我又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9月，白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8月，中共白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当时，为恢复重建区、公社党的组织，支援各边远公社生产建设，号召青年干部下农村。我是党员，才28岁，就响应号召报了名。1971年2月，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调我到三红人民公社，任刚恢复的中共三红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记得当时三红公社粮食产量上不去，时任县革委核心小组组长兼县革委主任刘尔寿给我谈话说：到三红公社，主要搞清为什么全公社粮食产量上不去，尤其是红薯亩产量低、播种面积小等问题。组织上一谈话，我就背着铺盖卷到顺水。顺水公社属县内后高山，山大沟深石头多。我在此工作2年4个月,从推广种洋芋、选准配好公社党委班子、拉广播、要农业机械等方面，为顺水人民做了一些实事。
   初到顺水，就下到各大队、小队调查了解情况。当时年青，整天奔走在山沟间却不觉得累。社员群众称我“书记娃儿”。通过调查我发现，顺水公社海拔高度千米左右，山地垂直气候特征明显。种红薯、玉米等县域常规粮食作物亩产量低，群众种植面积小。如，全公社红薯只长叶子不长果实、平均亩产不到1000市斤，种植面积逐年减少。而洋芋平均亩产却高达2000市斤左右，群众种植洋芋的面积逐年增多。原来洋芋属喜凉爽、短日照作物，适合顺水的地理气候条件，顺水是全县的洋芋优等种植区。回县报告顺水粮食产量上不去的原因后，返回公社就决定，在全公社大力发展洋芋种植。
   一方面，我上手收集编写“洋芋是个好东西，人吃洋芋，猪吃皮”等顺口溜，通过宣传扩大洋芋种植面积。另一方面，我又带人到安康地区洋芋种植大县镇坪,调红毛眼（红眼睛）、“175”(文胜4号)等优良适种的洋芋籽种，逐步淘汰白皮六月半、鸡心、孤老等传统退化的洋芋品种。同时，派人到湖北省竹山县学习干旱地区洋芋坑种高产技术。当时要求公社10个大队的干部，每人1亩洋芋坑种试验田。并按坑种技术要求，在施肥、追肥中搭配使用顺水群众很少使用的化肥。当年，顺水公社洋芋种植面积扩大到近4000亩，坑种洋芋平均亩产过3000市斤，打了个粮食产量的翻身仗。此后，顺水公社成为全县的洋芋籽种基地，负责全县的洋芋籽种供应。
   在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健全公社党委班子方面，我一方面要求各大队、小队积极从实际工作中考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从落实公社任务、善于组织联系群众等方面，选拔推荐大队干部，配好公社党委班子。在工作中，我发现一李姓大队会计，有文化、群众威信高，落实公社任务从不打折扣且有方法，就推荐其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人选。1971年9月，中共白河县第五届委员会成立；10月，县委任命我兼任恢复重建的中共敬东（1972年2月恢复中厂原名）区委副书记。
   地处白河后高山的顺水，山大沟深，信息闭塞。县上来检查工作，有群众常常回答：“保长到这儿来了”。原来他们把公社干部仍当成民国时期的保长。为改观全公社信息闭塞状况，让全公社群众都能听到党中央和县委、县革委的声音。我就到县找县委、县革委生产组副组长黄立志联系，要来广播喇叭和铁丝，接着组织群众上山伐树作杆，把广播拉到了全公社各小队。
   1971年8月，第二次全国农机会议后，全省农机具下放到人民公社和大队运动达到高潮。1972年，国家和省地支援下放了白河一批农业加工机械。接通知后，我到县农业技术管理培训站看，几十台崭新的脱粒机、粉碎机、面粉机、柴油机等码放在仓库里。一问才知道，原来许多公社不要，因为农民没见过或不会用,仍相信连盖、石碾、石磨等传统粮食加工器具。我就让人回公社通知到每个大队，让各大队都抽劳力带工具，来县抬农业加工机械，又请县上的技术员到各大队安装调试，保证了顺水每个大队脱粒机、粉碎机、面粉机3台以上，促进了全公社的农业机械化。
   1973年6月，组织上任命我为中共中厂区委书记，工资45.50元。在中厂区委书记任上只有3个月，时间短，印象深的是修路，就是修红（石河口）顺（水）路和中厂至店子沟路。记得当时有铁道兵部队住在中厂区上，与区机关和周围群众关系好，经常搞联欢，打乒乓球。修路时由我们抽调各公社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部分青壮劳力为主，组织各社队男女劳力出工，用木材换部队火药、钢钎等材料工具。记得支援“三线”建设和修地方公路的广播宣传口号有“小孩顶大人，青年一人顶两人，妇女顶男人”“抢晴天，战雨天，黑夜还要干半天”等等。冬春会战高潮时，我半个月就吃、住在工地上，确保了红顺和中厂至店子沟的毛路初通。
   1973年11月，我当选县委常委兼县革委副主任,同时县委、县革委撤销办事、政工、政法、生产“四大组”。1974年1月，任命我为县法院、县公安局联合成立的县革委政法党组书记，至1976年9月撤销；10月，我又当选为县委副书记。
   在蹲点带面中，县委、县革委各主要领导都下到大队蹲点，我作为留守常委，以城关为主。1974年后，城关社会稳定最大的问题是：1962年12月和1969年5月，全县先后2次下放有城镇户口的城关居民到农村,约150多户1800多人，陆续回到城关后成为城镇的“四无户”（无户口、无口粮、无住处、无工作），他们住山洞，缺吃少穿，乃至偷“三线建设”的水泥等建筑材料……当时，差不多天天都有来县委、县革委上访的下放居民，以及其他群众。一次，一群找县委的下放居民，直接闯进县委食堂拿吃的。公安局长带干警来抓人，被我及时制止。我说：“他们是饿了,只是要吃的，吃完就走了。”有一纪姓下放户，没吃的就找到我说：“你把我关起来，在里面有饭吃。”麻虎沟一上访群众，背上插个牌子到县革委门前,喊着要见邓春华。我听见叫声，小跑出门迎上他,为他摘掉牌子后听他讲冤屈，并及时协调公社予以解决。
   不久，我把150多户城关下放农村户的情况向县委常委会做了汇报。县委研究后决定成立城镇工作队，给河街私房改造遗留问题户落实政策，解决下放户回城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由我任城镇工作队组长，县公安、财政、商业、粮食等局局长为成员，各局委抽调2～3名工作队员，组成工作队。我们首先协调粮食、财政等部门筹集1万市斤粮食、1万市斤粮票，按人头发放给下放户，让他们暂时有饭吃，并为他们搭建简易住房，或落实他们在河街原有的私房，让他们有房住。下放居民时间较长，摸底甄别工作量大、困难多，但经过我们艰苦细致的工作，140多户全部上了城镇户口，有了粮本，最后只有不符合回城政策要求2户人家，给了些粮食、粮票让回农村居住。我们还筹建成立了一个建筑队、石灰厂、砖瓦厂等，让他们有工作、有收入来源。后来，这个基本上是妇女的基建队,作为白河县铁路民兵团的一部分配属铁道兵部队，转场上了修建襄（樊）渝（重庆）铁路的“大三线”建设，一个劳力月合30多元。
   与此同时，我们又加强了打击盗窃、贩卖妇女等犯罪的专项行动。一次，我正在理发，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都在场，前面提到的纪姓下放户来报案。经侦查，发现几个犯罪分子都是要收监而未收监者,就先监控起来，后全部在犯罪现场逮捕。同时，我们又紧抓了城关各居委会建设，选好配齐居委会主任、副主任。为调动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记得我首先问县财政局长：“居委会干部能否发工资？”李局长答：“可以！”我就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给居委会干部发工资的议题，经讨论获通过后，按居委会主任月工资30元、副主任月工资25元发放，极大的调动了居委会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上述工作，营造了1970年代中后期白河城关良好的社会治安，城关人民比较能安居乐业。尤其是回城的下放户们，不时听见他们 “共产党万岁！”的由衷喊声。每次听到他们的喊声，我都觉得既振奋又高兴。
1976年3月，县委、县革委号召发起“大打矿山之战”和“社社通公路”战役时，我也是“肥水桥”（即建设白河县磷肥厂、水泥厂和白河桥）战役的总指挥之一。记得二三月份白石河要涨水，而白水桥打桩的木材仍无着落。我就带上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县工业交通局长、县财政局长等5人，到各公社要木材。到构扒，看到财政所门前堆着一大堆木料，就让财政局长下车借木料；到茅坪，我下车硬是借走了区上准备盖新房的木料；在四新，让公社组织劳力上山发伐树做木材；傍晚在歌风，公社领导感觉任务量太大，我就对他说：“歌风产木材，你让每户群众抽一根档猪圈的杆子就够了！”2天时间，我们就筹齐了白水桥打桩的木材。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推行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进党校培训学习后，调安康地区红旗造船厂工作,离开了白河。

（来源《陕西党史》2017年第9期。本文根据2016年7月8日上午、7月9日上午，白河县档案史志局兰云华、蔡建中和县退休干聂彦栋、司机聂颜山4人采访邓春华记录，并综合《白河县组织史》一卷、1996年版《白河县志》《安康地区志》《陕西省志》等相关记述和相关网络资料整理。）